四、箜篌与祆教“剪不断理还乱”
祆教是古代伊朗宗教,前身为“马兹达教”, 也称“琐罗亚斯特教”,是世界五大宗教最古老的一种。公元前7 世纪末6 世纪初,阿契美尼王朝时期的波斯人琐罗亚斯特在波斯帝国东部创立。 “祆”字是外来字音,最早见于唐代史籍,与古代于阗语“灰烬”的发音有关,表示天神的意思,因此造此字。“琐罗亚斯特”一词在汉文著述中首见北宋姚宽的《西溪丛语》,译作“苏鲁支”。因为该教崇拜火神, 东罗马人称其为“拜火教”, 我国史籍称之为“火祆教”。祆教在大夏始以推广。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后来的萨珊波斯相继奉祆教为国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统治当局曾令使所有操伊朗语的居民包括塞人、巴克特利亚人、花刺子模人、栗特人等都崇信祆教。这对祆教在中土商贾伴随下的传播影响重大。最晚在公元前4 世纪,祆教已传入西域(李泰玉。出土于阿拉沟一处塞族墓葬中的祆教祭祀台、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出土的祆教青铜祭坛都对这一判断予以了考古学的支持(A. H. 贝尔什塔姆1992) 。和田出土的于阗王山习(Vij’ida Simh?)则明确地记录了在曹魏年间3 位以《阿维斯塔》取名、西域胡商身份的祆教徒在丝绸之路南道活动的事迹。《魏书》中“高昌国俗事天神”和“焉耆国俗事天神”等正史对西域祆教情况的正式记载, 都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祆教传播的盛况。
祆教入华始于十六国时期。这一史实已被高昌国时期“火祆教史料 证明。传入内地后一度影响甚大。从敦煌向东, 肃州、甘州、凉州、金城到长安, 凡都城大邑都有祆教徒及拜火祠。北朝时,北周北齐的皇帝为了招徕胡商对祆教给予了最高的宗教政策“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 。后来为了管理日益增多的祆教徒, 还专门成立了“萨薄府”(“萨宝府”) 这一专门管理祆教的机构, 并设有列入国家职官系统的专职官员。
与佛教不同, 祆教的传播不靠僧侣的讲经说法,在西域地区它大隐于正常生活交往之中, 而挺进中土则是以塞人和栗特人为载体、以商贸活动为主要途径进行的。塞人和栗特人都是雅利安人的一支，雅利安是公元前3 千纪居住于伊朗和印度境内印欧语系的印度和伊朗语居民。雅利安游牧民族后来分化, 一部分留在了原居住地、一部分经过伊朗高原进入印度、一部分入居塔里木盆地。中国史籍把天山北麓保持游牧传统的雅利安人称为“塞人”,而把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定居、讲塞语的雅利安人按其分布分别称为于阗人、莎车人、 弥人(拘弥) 、疏勒人以及汉盘陀人。众多的塞族居民和广泛的塞族所属区域, 为祆教在西域的传播奠定了民族基础。而由于祆教只在“波斯语诸民族”内部传播教义、发展教民, 这种民族界定限制了祆教的发展空间, 也正是祆教在西域和中原得以不同规模发展的原因所在。同源的民族优势使祆教在西域得以快速广泛的传播, 也是伴随祆教传入西域的波斯系竖箜篌与当地古老的箜篌品种(随雅利安民族迁徙传入西域的箜篌, 如且末箜篌、鄯善箜篌) 相结合的前提。新疆石窟壁画所见波斯系龟兹风格竖箜篌与且末、鄯善箜篌在制作传统及形态风格上的继承, 应该与这种民族内部宗教作用带动的乐器共融、发展有直接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 带有音乐内容的祆教图像学资料共计20 幅,其中绘有箜篌的为13 幅,分别为:山西虞弘墓基座正面胡乐图浮雕和椁后壁壁画(2 幅) ; 西安北周安伽墓门额画像石、后屏左一左二画像石、右侧屏中画像石(4 幅) ;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馆藏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 (2 幅) ;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Plate 448 中一板块和左一板块(2 幅) ; Miho 博物馆藏北朝石棺床画像石④J板块和E 板块(2 幅) ; 陕西北周碑基座画像石通过分析, 可知箜篌和琵琶是其中最重要的乐器, 与笛、舞人构成祆教乐队最普遍的组合。其舞姿与服饰具有典型的河西走廊少数民族的风貌, 箜篌形态全部为具有典型汉风风格的竖箜篌。共鸣箱头部微曲和大幅度弯曲的情况都有, 采用站执、坐执、“飞执”方式,均为音箱竖抵于胸、双手于两侧拨弹的演奏形式,个别箜篌还有脚柱。箜篌所在画面内容丰富,有表现“火祭”、“豪摩祭”场面的,也有表现“节日乐舞与出行乐舞”的,还有“祭神及宗教行事”的。可见箜篌在祆教音乐中具有娱神和娱人的双重意义。
根据箜篌在祆教仪礼和娱乐活动场面中的位置来看,其与祆教在同源民族内部具有同步性传播的特点。
祆教图像中的箜篌形态与杜佑《通典》“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的描述完全一致,即全部为波斯系汉风竖箜篌。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因为祆教同其它外来宗教一样面临本土化问题, 保持信仰相对独立的同时, 也在寻找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二是因为这些祆教箜篌资料是以祆教画像石的形式呈现的, 而“中国祆教画像石是中国汉代画像石传统与波斯系入华栗特人纪念性艺术结合的产物。”中国的祆教画像石虽多出于入华栗特人或波斯人的陵墓, 形式本身却已具有中国文化烙印, 且大多是6 世纪以后的产物, 所以不能把完全汉风的箜篌视作所有祆教中的样态。但祆教文化中中国要素和波斯要素两方面并存的背景, 也促进了祆教箜篌的汉化过程。审慎的宗教传承和高度汉化的宗教器物, 同族源内部的积极促进和异文化的限制发展,又凸显出箜篌与祆教错综复杂的关系。
五、箜篌与祆教的“同途殊归”
如果说, 民族同源的亲和力促进了祆教在新疆地区的推广及其风格的形成, 那么伴随祆教远播中原的箜篌,则是伴随着商贾活动。祆教在波斯语居民众多的新疆一带是提高凝聚力的有效手段, 在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地区, 却成为限制其发展的消极因素。如图像所示,祆教场面中的人物形象全部具有胡人特征。这正是祆教教规和传播群体的真实体现。
促进箜篌在中土的发展, 胡人中的栗特人首当其功。在南北朝时期, 栗特人建立了康、安、米、曹、石、何诸城邦之国,即史籍所载之昭武九姓。不仅《通典》说康国“俗事天神,崇敬甚重”;《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和《往五天竺国传》(转李进新2003 :80) 等传记也都记录了栗特诸国“总事祆教, 不识佛法”的宗教信仰。虽然栗特人后来也曾信奉佛教、景教和摩尼教,但祆教还是多数栗特人的主要信仰。栗特以“善商贾”闻名于世, 其足迹遍布于丝绸之路的所有地方。斯坦因在敦煌获取的栗特文祆教徒文卷, 就是栗特人活跃于河西的有力证明。至晚到4 世纪初,敦煌来自康国的贵胄、眷属及奴仆就达到了千余人。
虽然祆教一度取得了广泛的传播, 北朝政府也对祆教给予相当高的礼遇, 却并没有促进宏观意义的箜篌发展。祆教“内敛”的宗教特点是它与其它外来宗教最大的不同之处。“大秦、摩尼二教,均有传教举动, 且翻译经典, 流传于世; 故其奉者, 有外国人,有中国人。火祆则不然,其人来中国者,亦不传教,亦不翻经, 故其交只有胡人, 无唐人。”这种不做宣教活动的传教风格, 就不需要箜篌或其他乐器在教义活动中具有宣传作用。或者说至少并没有像在佛教中那样作为主体宗教文化得以有意推广、不具备特殊的宗教意义和象征意义, 仅仅以乐器身份被需求于宗教内部。
纵观中外文化交流, 它们包括国家交往、贸易、民族迁徙、战争和宗教等多种主要途径。宗教因其限制性较小,所以往往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这在箜篌传播上, 有着十分典型的体现。当然, 箜篌在中国历史上的消隐, 除前文提到的佛教传播方式的改变和祆教非主观积极促进等外因, 箜篌自身音乐性能的消极限制, 即乐器本身音乐性能和音乐表现的局限是其消隐的重要原因。尽管箜篌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华化的很多特质, 却终因没有像琵琶那样, 在乐器学和文化内涵上发生脱胎换骨的质变, 而为中国音乐文化洪流所淘汰。
小结
从箜篌传播、发展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两河文化、伊朗文化、印度文化和汉文化对它的交融作用。这些不同文化或促进、或限制的交融, 影响了中国古代箜篌的形成和发展。
箜篌由于在佛教中具有特殊意义而得以大肆传播。由于阶段性特点和教派不同主导思想的影响,箜篌在古西域、古河西、古中原三地呈现出不同的形制和文化特质, 促成了箜篌与内蕴巨大能量的佛教文化流的同步传入和同步发展。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华化改造促进了箜篌自身的演变。祆教特殊的不传经不译经、只在同族内部进行宗教传播的宗教理念及箜篌在祆教中的非宗教意义, 显示出祆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与箜篌自身发展的非同步性; 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极大地促进了新疆地区原箜篌形态(如且末箜篌、鄯善箜篌) 与波斯系竖箜篌的融合、发展; 并逐渐形成了有琴颈及尖椎状共鸣体的新疆风格。
由于箜篌乐器性能和音乐表现间的根本矛盾、“双文化”的排斥作用及乐器自身发展与实际音乐需求的脱节, 最终导致其消隐。但作为一种文化象征, 箜篌却一直留存于文化史中。从箜篌的发展过程来看, 它一度得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认可, 其传播历程揭示了中华文化广博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也正因为此, 中国音乐文化才不断产生新的活力和生机。
箜篌的发展历程, 犹如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缩影。在两汉泽被东西、华胡一体的趋势下, 箜篌开始了华化历程。盛于隋唐, 衰于宋元,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舞台。相比之下, 同为外来乐器的胡琵琶,却成为了今日民族乐器典型代表。显然,音乐文化的传播和吸收, 绝不仅仅是“强势”“弱势”间的简单交流。本文对于中国古代箜篌(卧箜篌除外) 的研究,不仅仅是局限于对一种古老乐器的追思。它激励我们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探究, 体会音乐文化消长兴衰所蕴含的哲理, 并对如何弘扬和继承中国音乐文化的优秀传统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