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由万叶书店出版的《 中国音乐史纲》（杨荫浏著）一书，在《上古时期的乐器? 乐器略释》 一节中写道：“筝，秦筝，乐书多指筝为蒙恬所造，或以为源于西域。《战国策?齐策》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筝’”（见该书第65 页）。此后，杨先生可能已发现这段《战国策?齐策》的引文有误，因此在1981 年2 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杨荫浏著）一书中，纠正了这一谬误。书中写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与乐律》一节时说：
　　“这时期产生的新型乐器中，特别可以注意的，是筝、筑和笛。筝是一种用指拨弹的弦乐器。它在公元前237年以前，早已在秦国民间广泛流行①。它和瑟相像，只是比瑟为小，所用弦数，也比瑟为少。”（见该书第84 页）
　　这段叙述中的注①，只引了《史记?李斯列传》中的一段话，而删去前书中所引《战国策?齐策》的那段文字，并在第四章第四节《音乐与日常生活》的注⑤中，把这段引文改正了过来：
　　“⑤《战国策?齐一》：苏秦对齐宣王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见该书第75页⑤ ）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的第二版《战国策?重版说明》中说：“《战国策》……西汉时，刘向进行了整理…… 。东汉高诱曾为之作注。流传到北宋，正文和注解都有散失，曾巩，作了校补。到了南宋，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新本子：一种是姚宏的续注本，另一种是鲍彪的重定次序的新注本。元吴师道在鲍本的基础上，又作了补正。”清黄丕烈参照姚、鲍、吴等版本，作了校勘并写有：《战国策札记》。（见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国学基本丛书选印?战国策》一书附录）
　　前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版《战国策》汇集了姚、鲍、吴、黄诸家的校勘，逐字逐句加以勘注，书中全然找不出有“弹筝”之说，可见战国时齐民弹筝之说，实属子虚乌有。
　　遗憾的是，《中国音乐史纲》中这段讹误引文，至今一再被人引用，并由此而推演出一些莫须有的结论，以致引起种种争论：筝的广泛流传于民间，是秦先于齐呢？还是齐先于秦？甚至有人认为：既有“弹筝”的版本，又有“弹琴”的版本，可见“琴”即“筝”之说，“筝”亦“琴”之说也。凡此种种实在令人困惑。退一步讲，即使真有作“弹筝”的版本，也要查考其正误，怎好冒然轻信。近代出版的图书，即使以严谨而著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中，也难免有误。笔者手头就有一册商务印书馆于“中华民国26年12月初版”出版的《风俗通义》 、《古今注》合刊本。《古今注》（铅字排版）中说：“陌上桑，出自秦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越王家令”。这段文中的“越王”显系“赵王”之误。如果由此而推论出：“赵王”即“越王”, “越国”也就是“赵国”。那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呢。实际上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中，这种错误并不少见。更何况出自第二手的引文呢！
　　笔者写此短文的目的是：1、由于上述引文的讹误——战国时齐民弹筝之说，再也不要讹传下去了；由此而引起的种种争论，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2 、我们在转手引用他人书中引文时，务必校对原书，以免讹误一传再传。